
本文转自:中国青年作家报
哈尔滨工程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高庆祝(23岁)
客车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颠簸了8个小时,才终于望见远处的城市,那段我曾想象了无数次的支教生活,就要真实地开始了。青河,这座地图上需要用指尖仔细寻找的小城,用它干燥的风和灼热的日头迎接了我。我以为即将面对的挑战仅仅是“教好书”,却不知这片土地真正教会我的,远比我在课堂上教出去的多得多。
事情总是看起来千难万险,但事到临头总有办法
来支教,并非一时热血。在学校实验室里面对一堆化学试剂和精密仪器时,我时常会想,我的所学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些什么?直到看见研究生支教团的招募通知,那句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瞬间击中了我的心。
前去支教,意味着要从熟悉的东北来到从未踏足的新疆,从一个理工类学生转换为高中一线教师。开学前,我总因此胡思乱想:在新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我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吗?我能当好一个老师吗?能像我过去的老师一样认真负责吗?
在家准备的时间没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。只有当我抬着行李箱上了教师公寓的3楼,我才发现我能忍受这里8月暴晒的太阳和与内地两个小时的时差;只有当走上讲台的一瞬间,我才知道自己可以顺利地完成每节课。
不完美的第一节课
我的第一堂课,至今记忆犹新,不是因为精彩,而是因为狼狈。
为了“开门红”,我耗费几天时间制作了一份图文并茂的PPT,甚至写了一份逐字稿,彩排了很多次,自信满满地想把数学的魅力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上课铃响,我挺直腰板走上讲台,目光扫过台下50多双明亮的眼睛,清了清嗓子:“同学们好,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,今天我要讲——”
话音未落,我的目光停在了身后黑黢黢的多媒体屏幕上。无论我怎么点触屏幕,它都毫无反应。我蹲下来检查线路,拔出插头重新接上,重启主机,可屏幕仍然毫无反应。教室里开始有了窸窸窣窣的说话声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精心准备的一切,瞬间化为乌有。
怎么办?总不能让学生们傻坐着。我深吸一口气,转过身,在粗糙的黑板上写下“集合”两个字。那一刻,我抛开所有花哨的辅助,回归到了最原始的“一支粉笔,一张嘴”。我一边讲解概念,一边在黑板上画出韦恩图,用刚军训完的同学们来比喻集合中元素与集合的关系,因为没有屏幕可以依赖,我必须用更夸张的肢体语言、更生动的比喻去吸引他们的注意。这节课快结束时,我布置了几道简单的随堂练习,没想到,大多数学生竟然都做对了。
下课后,望着被我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,我才明白,教学并不需要多么炫酷的课件,而重在教师与学生在思想上的直接碰撞。那份因为意外而催生出的真诚与投入,反而让我的第一课,上得格外扎实。
一个“雄鹰”的故事
叶同学是班里第一个让我头疼的学生。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,上课时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,就是跟同桌嘻嘻哈哈地聊天。我点名提问,他懒洋洋地站起来,要么一言不发,要么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话说“我听不懂,我不知道”。
第一次月考,他的数学只考了十几分。我看着那大题部分完全空白的卷子,内心涌起一股无力感。
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他下意识地以为我要因为这一切而批评他,但我只问他:你来读高中的目的是什么?他说,父母让他来的,他想退学,但是父母不让。他说,想去旁边的村子里干活,可以赚钱。
我没再告诉他什么学历区分之类的话,只告诉他,既然改变不了现状,就先做好当下的事情吧。那次考试之后,他因为选科不同离开了我的班级。
再见到他,是下个学期,他重新回到了我的班级,我发现他变了。上课的时候他开始抬头,脸上不再有那种玩世不恭、满不在意的神情,而是奋笔疾书,跟着我的话语思考。我开始在课上特意关注他,我发现,每一道课上的练习题,他都认真地在草稿本上演算,步骤间已经有了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。课后,他拿着一本课外练习册来办公室问题,我答疑完还鼓励他,状态很对,保持下去。
改变是缓慢的,但也是可见的。到第一次月考,他的数学成绩已经稳定在了班级中上游。发下试卷的那一天,我在课上特别夸奖了他的进步,他的脸上挂着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。我没有问他改变的原因,但我觉得他现在的表现称得上一句当地人提到的,雄鹰一般的少年。
一份“副业”与一座桥梁
除了三尺讲台,我还积极参与青河县融媒体中心宣传的“副业”。支教团在祖国边疆的一举一动,都是一扇窗,让外界看到真实的教育帮扶场景。我发挥摄影特长,联系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,与他们合作拍摄并制作了一些作品。
学校里,我扛着相机,抓拍下老师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时刻,抓拍到冬日校园里学生认真劳动的画面,也捕捉到学校周围夕阳洒在远方雪山的瞬间。那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,支教不只是“教书”,更是“支持”。我手中的相机和键盘,成了连接大山深处与繁华城市的一座桥梁,能让更多爱心与资源得以跨越山海,在这里汇聚。
一种生活与一种理解
初来乍到时,我还是个“外来者”。我曾很不理解,为什么学生们交流总是使用方言,为什么他们跟不上我的思维,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班里的巴合同学尤其爱在课堂上接话茬。一次,他又在我讲重点时插嘴,我忍无可忍,厉声斥责了他,话越说越重,他低头没再说话,我才意识到这对他造成了伤害。
第二天数学课快结束时,我当着全班的面,郑重地向巴合道了歉:“同学们,老师要为昨天的事道歉。上次我批评巴合同学的方式很不对,巴合,老师错了。”教室里安静极了,巴合抬起头,眼神里满是惊愕与感动。学生们似乎没想到一个老师会跟他们道歉,那节课他们也跟我多说了一些,讲了他们民族的特点就是会先假设陌生人友善,再与其交往,他们也承认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不是很好,有时看着好像是不想听课,但其实只是因为不太能理解我的意思。
从那以后,我学着去理解和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。我也努力改用鼓励式的教育,当同学做对一道题时,我会说:“太棒了,非常好,你的思路真清晰!”当课上有没听懂的同学,我会一步一步指导到他们能独立完成。每次讲完一小部分后,我也养成了让学生举手,观察他们反馈的习惯。
渐渐地,孩子们课下愿意围着我聊天了,也愿意在我的课上积极跟我互动。和他们相处的日子,让我理解了凡事不要先下判断,而是先去倾听。
终点,但也不是终点
我的支教旅程已接近尾声,其价值我无法量化,它不是学生平均分提高了多少,也不是考进名校的有几个,而是让我们双方都看到了不同的人生。有些孩子的志向就在草原上,他们是剧中骑马飞驰的“巴太”们,是冬牧场里赶羊寻马的人,而我为他们提供了县城外的一些风景,让他们知道在雪山、牛羊之外,还有不一样的世界。
对我与学生们来说,我们双方互为弗罗斯特笔下的未选择的路,没有对错,只有自己的选择。
责任编辑:郑欣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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