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自：中国青年作家报
哈尔滨工程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高庆祝（23岁）
客车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颠簸了8个小时，才终于望见远处的城市，那段我曾想象了无数次的支教生活，就要真实地开始了。青河，这座地图上需要用指尖仔细寻找的小城，用它干燥的风和灼热的日头迎接了我。我以为即将面对的挑战仅仅是“教好书”，却不知这片土地真正教会我的，远比我在课堂上教出去的多得多。
事情总是看起来千难万险，但事到临头总有办法
来支教，并非一时热血。在学校实验室里面对一堆化学试剂和精密仪器时，我时常会想，我的所学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些什么？直到看见研究生支教团的招募通知，那句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瞬间击中了我的心。
前去支教，意味着要从熟悉的东北来到从未踏足的新疆，从一个理工类学生转换为高中一线教师。开学前，我总因此胡思乱想：在新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吗？我能当好一个老师吗？能像我过去的老师一样认真负责吗？
在家准备的时间没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。只有当我抬着行李箱上了教师公寓的3楼，我才发现我能忍受这里8月暴晒的太阳和与内地两个小时的时差；只有当走上讲台的一瞬间，我才知道自己可以顺利地完成每节课。
不完美的第一节课
我的第一堂课，至今记忆犹新，不是因为精彩，而是因为狼狈。
为了“开门红”，我耗费几天时间制作了一份图文并茂的PPT，甚至写了一份逐字稿，彩排了很多次，自信满满地想把数学的魅力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上课铃响，我挺直腰板走上讲台，目光扫过台下50多双明亮的眼睛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，今天我要讲——”
话音未落，我的目光停在了身后黑黢黢的多媒体屏幕上。无论我怎么点触屏幕，它都毫无反应。我蹲下来检查线路，拔出插头重新接上，重启主机，可屏幕仍然毫无反应。教室里开始有了窸窸窣窣的说话声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精心准备的一切，瞬间化为乌有。
怎么办？总不能让学生们傻坐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在粗糙的黑板上写下“集合”两个字。那一刻，我抛开所有花哨的辅助，回归到了最原始的“一支粉笔，一张嘴”。我一边讲解概念，一边在黑板上画出韦恩图，用刚军训完的同学们来比喻集合中元素与集合的关系，因为没有屏幕可以依赖，我必须用更夸张的肢体语言、更生动的比喻去吸引他们的注意。这节课快结束时，我布置了几道简单的随堂练习，没想到，大多数学生竟然都做对了。
下课后，望着被我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，我才明白，教学并不需要多么炫酷的课件，而重在教师与学生在思想上的直接碰撞。那份因为意外而催生出的真诚与投入，反而让我的第一课，上得格外扎实。
一个“雄鹰”的故事
叶同学是班里第一个让我头疼的学生。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上课时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就是跟同桌嘻嘻哈哈地聊天。我点名提问，他懒洋洋地站起来，要么一言不发，要么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话说“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”。
第一次月考，他的数学只考了十几分。我看着那大题部分完全空白的卷子，内心涌起一股无力感。
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，他下意识地以为我要因为这一切而批评他，但我只问他：你来读高中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，父母让他来的，他想退学，但是父母不让。他说，想去旁边的村子里干活，可以赚钱。
我没再告诉他什么学历区分之类的话，只告诉他，既然改变不了现状，就先做好当下的事情吧。那次考试之后，他因为选科不同离开了我的班级。
再见到他，是下个学期，他重新回到了我的班级，我发现他变了。上课的时候他开始抬头，脸上不再有那种玩世不恭、满不在意的神情，而是奋笔疾书，跟着我的话语思考。我开始在课上特意关注他，我发现，每一道课上的练习题，他都认真地在草稿本上演算，步骤间已经有了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。课后，他拿着一本课外练习册来办公室问题，我答疑完还鼓励他，状态很对，保持下去。
改变是缓慢的，但也是可见的。到第一次月考，他的数学成绩已经稳定在了班级中上游。发下试卷的那一天，我在课上特别夸奖了他的进步，他的脸上挂着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。我没有问他改变的原因，但我觉得他现在的表现称得上一句当地人提到的，雄鹰一般的少年。
一份“副业”与一座桥梁
除了三尺讲台，我还积极参与青河县融媒体中心宣传的“副业”。支教团在祖国边疆的一举一动，都是一扇窗，让外界看到真实的教育帮扶场景。我发挥摄影特长，联系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，与他们合作拍摄并制作了一些作品。
学校里，我扛着相机，抓拍下老师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时刻，抓拍到冬日校园里学生认真劳动的画面，也捕捉到学校周围夕阳洒在远方雪山的瞬间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支教不只是“教书”，更是“支持”。我手中的相机和键盘，成了连接大山深处与繁华城市的一座桥梁，能让更多爱心与资源得以跨越山海，在这里汇聚。
一种生活与一种理解
初来乍到时，我还是个“外来者”。我曾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学生们交流总是使用方言，为什么他们跟不上我的思维，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班里的巴合同学尤其爱在课堂上接话茬。一次，他又在我讲重点时插嘴，我忍无可忍，厉声斥责了他，话越说越重，他低头没再说话，我才意识到这对他造成了伤害。
第二天数学课快结束时，我当着全班的面，郑重地向巴合道了歉：“同学们，老师要为昨天的事道歉。上次我批评巴合同学的方式很不对，巴合，老师错了。”教室里安静极了，巴合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惊愕与感动。学生们似乎没想到一个老师会跟他们道歉，那节课他们也跟我多说了一些，讲了他们民族的特点就是会先假设陌生人友善，再与其交往，他们也承认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不是很好，有时看着好像是不想听课，但其实只是因为不太能理解我的意思。
从那以后，我学着去理解和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。我也努力改用鼓励式的教育，当同学做对一道题时，我会说：“太棒了，非常好，你的思路真清晰！”当课上有没听懂的同学，我会一步一步指导到他们能独立完成。每次讲完一小部分后，我也养成了让学生举手，观察他们反馈的习惯。
渐渐地，孩子们课下愿意围着我聊天了，也愿意在我的课上积极跟我互动。和他们相处的日子，让我理解了凡事不要先下判断，而是先去倾听。
终点，但也不是终点
我的支教旅程已接近尾声，其价值我无法量化，它不是学生平均分提高了多少，也不是考进名校的有几个，而是让我们双方都看到了不同的人生。有些孩子的志向就在草原上，他们是剧中骑马飞驰的“巴太”们，是冬牧场里赶羊寻马的人，而我为他们提供了县城外的一些风景，让他们知道在雪山、牛羊之外，还有不一样的世界。
对我与学生们来说，我们双方互为弗罗斯特笔下的未选择的路，没有对错，只有自己的选择。
责任编辑：郑欣宜
财盛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